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的

发布日期：2025-05-24 00:49    点击次数：108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的

1955年底，伴随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希望通过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高速度地推进工业化，这使经济建设中出现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到了1956年4月，经济形势开始变得严峻，基建规模过大，财政和市场供应紧张，农民负担加重。周恩来、陈云等人对此进行了按照实际情况压缩指标的努力，采用“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编制1957年的计划，同时谨慎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以期保持各经济部门的平衡。毛泽东对此有所不满。

1957年，毛泽东开始将反冒进与反右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给了右派猖狂进攻的机会。1957年10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强调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这三点必须恢复。同年他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提出钢产量上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发现中央对自己的号召缺乏热情，希望以地方促中央，于是南下到杭州召集上海市和华东各省负责人开会，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反冒进”进行了批判，这让毛泽东赞赏有加。之后，他打算到南宁召开一次几个省第一书记的会议，听取汇报。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可以同时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问题，毛泽东随后亲笔写了通知，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到南宁开会。

一.南宁会议明确提出要反“冒进”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部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3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问题，同时对工作方法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11月11日、12日、14日、16日做长篇讲话，同时在听取汇报中插话，1月21日做总结讲话。他批评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指责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是错误的，是政治问题，认为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同时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对着他的。1955年12月他所写农村社会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刊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成为冒进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反冒进吹掉了三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40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业务问题。

会议上印发了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的记录稿和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报告中有关反冒进的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有错误的材料用做批判使用。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做的总结，讲了60条工作方法。后来毛泽东曾说明过，这60条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工作方法占主要地位。这篇总结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原则、任务和方法，但是也反映了“左”的思想和一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否定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正确决策，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次南宁会议的气氛极不正常，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二.成都会议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部门少数负责人，共39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先后在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讲话，提出24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会议讨论了未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文件39个，包括《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这次会议被称为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要彻底解决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中的所谓右倾保守、精神不振的奴隶状态，冲破党内沉闷气氛，振作精神，势如破竹，搞出一种新气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广的理论观点，对形成“左”的工作指导方针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冒进与反冒进，认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关于两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反复强调建设速度问题；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形成开始形成，基本观点已经有了，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现在要苦战三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关于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关于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认为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此外毛泽东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这次会议所提出的观点和文件，后来都被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受和通过。

成都会议对形成“左”倾冒进的指导方针和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地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积肥等群众运动，农村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党在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三.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发动“大跃进”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大会和5月18日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会议听取和讨论刘少奇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上述报告和相应决议，周恩来、朱德、陈云等117人在大会发言。

会议完全肯定“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在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上做了与八大完全相反的结论。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会议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甚至片面地把总路线的灵魂归结为高速度。

这样，会议就抛弃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此指导方针下，大会讨论了在今后5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1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设想，提出了新的二五计划高指标。会议明确提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尽快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反映了党当时既把阶级矛盾当做社会主要矛盾来抓，又想把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矛盾状态。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使党内“左”倾冒进思想泛滥。会议形成的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严重“左”倾错误的发生和长时间持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四、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恩来和陈云作检讨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从1958年夏季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周恩来在17日的发言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他可能从多少次历史经验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可能是自己错了。然后他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讲得很平静，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原谅，也没有索性不在乎，他讲得很认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素常的严肃。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他的声音有些颤动，他的眉宇凝结起来，两颊的肌肉有些松弛：“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据党史专家丛进等潜心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诚心的一面。因为，历史上种种事实证明，毛泽东历来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已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即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又加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搞“大跃进”竟会出现后来的严重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周恩来也难以有充分的根据与信心来坚持自己原先的反冒进观点。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看看这段发言跟林彪在三年后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有多少相似。）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与他在建国之初给全国青年大会讲“学习毛主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那篇讲话中说道：“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这段话讲的真好！时间今冲淡一切，也会改变很多人）

现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崇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个人崇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噤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天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